丛珊说的问题，正是我担心的问题。专家评审小组进驻毓和评审，只是走一个过程，摘牌已经是必然的了。

　　 钱牧私下透露了一个信息给她，摘掉毓和教学医院的牌子，并非是他钱牧能做得主的，而是来自医科大上面的意思。

　　 医科大做出这样的决定，又是因为他们接到了举报信。举报信里将毓和批得体无完肤，得出的结论是如果医科大继续将毓和定为教学医院，将会给医科大百年荣光蒙上一层羞。

　　 学校领导据说大为光火，安排钱牧带领评审小组前来毓和评审。无论评审结果如何，都不影响医科大要摘去教学医院牌子的决心。

　　 我哦了一声，心里一顿，看着前面走着的专家们，心里涌起来一个念头，老子不伺候了！

　　 我深切地感觉到，我不能左右和影响上面的决心。相对于医科大来说，毓和就是世间一粒微尘。

　　 我也没去想究竟是谁在向医科大举报毓和，我一直认为毓和走的是一条问心无愧之路。毓和也没想标新立异，我要求毓和收费低于同类医院的想法，并不是想获取名利，而真心是想给人们一个希望。

　　 我一直反对教育医疗产业化。教育事关一个民族发展的未来，如果教育里浸透了更多的利益之心，教育将沦落成为一个民族发展的障碍。我更反对医疗产业化。因为一旦产业化了，必然淡薄救死扶伤的底线。医疗是每个人一生中都无法回避的问题。一个人的健康，不但影响着一个人的生命，更多影响的是一个家庭的未来。

　　 有人开玩笑说，不怕你腰缠万贯，只要给你来一场大病，就能让你一贫如洗。

　　 事实上，这样的例子并不鲜见。试想每个人的身边，或亲戚，或朋友，或同学，有多少因病返穷的家庭？又有多少被天价医疗费用压得直不起腰的人家。

　　 人间悲苦事，谁料不来家。

　　 将教育、医疗当作产业化来经营的人，今后一定会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。

　　 我心情沉重地问丛珊：“怎么办？”

　　 丛珊苦笑道：“李乔，我已经尽了心了。钱牧说，摘牌是必然，无可挽回了。我看，毓和没有这块牌子，难道就活不下去了吗？”

　　 我嗯了一声说道：“你说的也有道理，没有教学医院的牌子，毓和还是毓和。我就不相信毓和摘了牌后就会倒下。与其让他们牵着鼻子走，不如我们主动。师姐，喊停评审吧，我们摘牌。”

　　 我让陈太平去毓和门口将教学医院的牌子取下来，当着专家们的面我说：“各位老师，牌子你们带走，还是我们自行处理？”

　　 这变化有点快，一分钟之前，毓和全体人员还在诚惶诚恐担心评审结果。一分钟后，我双手将牌子送回给他们。

　　 专家们愕然地看着我，我知道这些专家未必知道医科大的决定。他们只是奉命而来，尽职尽责地完成他们的工作，却不知在评审的背后，隐藏着一个早就决定好的结论。

　　 我微笑道：“要不，我安排人敲锣打鼓将牌子送去附一医院？”

　　 钱牧脸色变得很难看，他迈出来一步瞪着我质问：“李乔，你玩什么花样？”

　　 我不屑一顾地笑道：“我玩什么花样，你难道心里没数吗？评审到此结束吧，毓和太小，水太浅。这块牌子挂在毓和，真会辱了医科大的面子。”

　　 钱牧气得脸色铁青，他嘀咕一声道：“自作孽，不可活。各位老师，我们撤。”

　　 下午，消息过来，丛珊和钱牧组成善后小组，处理医科大在毓和的善后问题。

　　 医科大一共有二十几个实习生在毓和，教学医院牌子被摘，他们失去了留在毓和实习的基础。

　　 其实善后很简单，教学医院与毓和医院看似一家单位，其实是分两套运营体系的。一个下午的时间，交接手续全部办妥，丛珊和钱牧要带着实习生连夜返回医科大。

　　 我准备了一场送行宴，安排全体师生一起在食堂做最后的话别。

　　 由于摘牌来得很突然，医科大派来的老师一肚子气，大骂医科大官僚主义，根本不理解他们一线老师的辛苦。

　　 钱牧自始至终都没怎么说话，老师们的怒骂他装作没听见，一个人孤独地坐在一张桌子边，身边没一个人。

　　 在学生和老师们看来，毓和被突然摘牌，与他密切相关。大家一致认为，钱牧是害得毓和被摘牌的始作俑者。

　　 我举杯致辞，首先感谢实习老师的辛勤付出，再次感谢实习生们的认真学习。当然，我也感谢医科大给了毓和的机会，我知道，毓和成立之初，如果不是挂了一块医科大教学医院的牌子，毓和的成长不会那么快，老百姓接受毓和不会那么顺畅。

　　 毓和是唯一给实习生发补助的教学医院，这与我当年读书的感受不无关系。

　　 我本科毕业时，也有过一段时间的实习经历。当时学校将我安排去了京都一家三甲医院。一去才知道实习生的生活太特么不是人过的。

　　 实习生没有处方权，一切行为都在指导老师的安排之下。说白一点，我们实习生就是一群跟屁虫。跟屁虫问题不大，问题大的是在实习阶段，千万不能将自己当作一个实习医生，你只能是一个勤杂工，外卖